随着中国加速进入数字时代，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

今天，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巨大变化。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时代相比，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普遍力量，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生。费（小彤）关注工业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关注数字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代要求费先生更加关注中国社会，时代的发展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说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他和导师费孝通老师的关系，两人的侧重点不同，也为他现在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1991年，在华中农业大学任教的邱泽奇考入费孝通老师，成为当年北大招收的100多名博士之一。在读博的三年时间里，他跟着费老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做了很多研究。 1992年春，邱泽奇、费孝通课题组赴甘肃白银调研国有企业转型改革。 “当时国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效率的提升：一是人去哪儿（下岗工人分布），二是技术是怎么进来的。人去哪儿的问题，我在博士论文里写的。从哪里来的，是我后来思考的问题。”邱泽奇在哈佛燕京学院参观期间注意到了美国数字化转型的现象，1998年回国后，他发现在一些大型企业中，开始应用企业资源计划（ERP）。 ，通过重组信息流来提高企业的效率。

1997年，乡镇企业开始改制、关闭或参股。此时，农村产业基本告一段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邱泽奇表示，他的研究是“被迫走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早在199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有一个合作项目，由他负责管理该项目的邮箱账号。这份兼职工作让他成为整个中关村地区乃至全国第一个接触互联网的人。四年后，中关村一家公司开始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中国开始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

跟随早期企业信息化的方向，邱泽奇后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鸿沟（当时译为“数字鸿沟”）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一份报告发布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21世纪评论》上，这应该是当时国内第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 “刚开始研究数字鸿沟时，我有两个想法：数字技术是如何造成数字鸿沟的，它如何影响数字鸿沟的变化过程；是什么因素使数字鸿沟扩大或弥合？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时代在进步和发展。对于邱泽奇来说，他不可能回去研究费孝通提出的农村经济的具体问题。 “我要跟上时代，费老也教我们跟上时代。”在对数字鸿沟的研究中，邱泽奇发现平台技术的应用变得尤为重要。 2012年，应阿里巴巴的邀请，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谁在开网店？”调查结果给邱泽奇一个很大的启示：既然有人靠它灵活就业，就应该有一个渠道来填补数字鸿沟。恰逢阿里巴巴推动淘宝村的建设，对于阿里来说是推动市场拓展的途径和方法，也是他研究数字鸿沟的契机。这也间接催生了他们在2016年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从数字鸿沟到数字红利——互联网资本的视角》，提出了“互联网资本”的概念。

技术是否会加剧贫富差距，反之亦然？邱泽奇的回答是，就技术本身而言中国进入数字货币时代，马云已经成为典范，即数字技术肯定会拉大数字鸿沟，加剧贫富差距。 “但是，制度的约束和制度的巧妙运用，会促使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来弥合数字鸿沟。这是一种市场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西方是没有的，是中国公共政策领域的典范，是一种创新。”

对话

在全球数字世界的进程中，其实是中美两极

读书报：您最近在“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讲座中提到，过去4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是1990年的银行业时代，2000年的电信业时代，以及2000年电信行业的时代。在能源行业的时代，2020年是数字行业的时代。在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中，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阿里巴巴、Facebook和腾讯占据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十分之七。而按照这个占比，你的判断是“中国正在加速进入数字时代，处于世界第一方阵”。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数字化进程？

邱泽奇：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和美国的方向是一致的。在美国，IBM先是做电脑，后来才参与到互联网上。军用网络技术民用化后，互联网时代已经来临。在发展道路上，美国通过产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溢出效应，形成了支撑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坚实基础，产生了数字技术创新红利。中国直接带来数字技术，开发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产生数字技术应用红利，直接从红利底部开始。如果说人类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那么中美之间有两条路。如果说美国是技术创新源头驱动的数字化，那么中国是应用驱动的数字化。我们从提供互联网开始，所以我们有门户，马云的淘宝，马化腾的QQ，张小龙的微信，以及后来一系列应用平台的开发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也是一个资本驱动的过程。

如果马云2003年开淘宝已经20年了，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会发生什么？在美国限制尖端尖端技术出口的环境下，中国数字化发展的问题是，技术从何而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创新。在网联时代，我们从核心技术入手，这个布局非常成功。从模拟交换网络到数字交换网络，我们与美国形成双向竞争格局。然而，仅有网络是不够的。网络中的芯片从何而来？这是近年来中国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根源之一。在数字技术产业链上，仅靠中国是不够的。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我们失去了第一个机会中国进入数字货币时代，一步一步落后。被卡住的脖子如何尽快挣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

中国读书报：那么，目前世界数字化发展的格局是怎样的？

邱泽奇：中美两国不同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路径也塑造了中美两国的数字版图。 2020年，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不过，这两家都不是源创新公司，而美国的五家（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 Books）都是源创新公司。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创新，那就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模仿创新，然后是小规模的原始创新。比如在亚马逊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卖书，还卖日常用品；在Facebook的基础上，不仅提供公共社交，还提供私人社交等等。

在人类数字世界的进步中，实际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极点。在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的发展中，欧洲一直被排除在外。美国做技术创新，中国做技术应用，欧洲享有中美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溢出效应。然而，欧洲并不甘心，一直想参与到数字时代的竞争和发展中来。他们的一系列行动就是证明，比如数字税、GDPR等。他们在数字化监管上一步步推进，试图形成创新，应用之外的第三极是监管。不过，目前来看，在获取数字红利方面，三方似乎正在形成新的平衡。美国采用创新垄断方式，欧洲采用“拔鹅”方式，中国通过规模效应分享数字红利。

当然，建立平衡并不容易。当我们向技术原创方向发展时，我们面临来自美国的制裁，当美国向技术应用方向发展时，我们面临欧洲数字税。应该说，中美同时遇到了瓶颈。未来中美在科技创新与应用领域的关系将如何发展，是走向数字世界秩序的和解与重构，还是真正形成两极格局？很难预测。中国面临的困境是复杂的。无论如何，原创技术为王，未来中美两国的技术发展道路将如何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在数字化发展初期，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

中国读书报：从人类组织的变化来看，农业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也不同于数字社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本质区别正在逐渐显现。在您看来，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邱泽奇：从社会三方互动来看，总之，社会越来越个性化，经济越来越平台化，政府越来越透明。首先，与工业化相比，数字时代的社会越来越个性化，每个人都非常独立。当然，没有数字平台，个性化是很难实现的。可以说，数字化促进了个体的独立性。二是经济平台化，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平台。 2020年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一家能源银行和两家银行外，都是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三是政府办事透明化。即使政府想保持惯性的运作模式，市场和社会也在推动政府运作的透明度。

读书报：您认为制度和技术是推动社会分化和社会变革的力量。如今，数字化对经济模式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人类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按照这个逻辑，会不会出现新的社会模式？

邱泽奇：已经出现了。刚才提到的“三化”（社会越来越个性化，经济越来越平台化，政府越来越透明）其实是一种新模式。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国务院打交道。比如，在上海的防疫中，有人在国务院客户端平台上反映了社区的乱象。因此，相关管理部门积极响应。过去，没有也不可能的模型。

中国读书报：您谈到“数字时代的社会分化”，想问您，这种分化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数字时代人们的幸福感会上升还是下降？

邱泽奇：从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出发，社会分化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社会的认同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在社会层面上创造人的社会身份，如士大夫、工商业、技术属于工人，其地位低于文人，人们无法通过努力改变。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分化。在这个阶段，行业之间的分层影响着人们的职业分化，塑造了社会分化。第三阶段是数字社会的个体分化。如果说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基于人的存在即物质的分化，那么在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已经基本得到保障，社会分化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概念分化是指引导人们与社会相处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因为观念不同，可以是80岁的网红，也可以是十几岁的网红；富人可以自贫，穷人可以积极努力。当然，概念分化不仅仅来自于概念本身，还与人们的数字素养密切相关。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暂时搁置一旁。

重要的是，数字化发展有一个过程。我们正处于这个过程的早期和中期阶段，一个越来越焦虑的阶段。数字社会的规则是什么？它尚未完全创建，数字时代的人们仍在适应。这两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是，人们往往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在用手机通过别人的镜子观察和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幸福不会增加。只能是衰落，因为在一千个人中，你会看到一千个自己，但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怎么能增加你的幸福感？如果社会不形成数字包容和数字平等的制度保障，幸福感会继续恶化，但如果有制度保障，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形成U型曲线，最终上升。

概念差异化，构建概念市场规模效应

中国读书报：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思想分化一直存在。为什么这种现象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如此突出？目前针对这个问题的应对机制是什么？

邱泽奇：想法也是有市场的。作为卖家，当然希望买家越多越好，买家买不到的时候可以提价；当他们可以的时候，他们可以卖得更多，赚更多的利润，所以有规模效应。这种思想领域的规模效应，就是有人不假思索地支持了一些人，就等于买了东西。在想法方面，也有可以切的韭菜。有的人创造思想，为思想构建市场，形成了数字极化现象。不久前，我邀请了美国的一位知名教授来谈谈这个问题。他们通过 Facebook 等平台在美国做了很多实验，证明了大多数人会跟随别人的想法，很少独立思考。

事实上，从众是人类的一个特征。农业时代已经存在于工业时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数字极化？这是因为，在数字时代，数字工具连接了每个人，创造了创意市场的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与产品的区别在于，人们对产品质量可以有好、中、差的评价；而对于概念，人们往往只同意和不同意。只要有人提出一个想法，首先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其他人就会随之而来，我们称之为扩散机制。

比如几年前，网上流传的“贾俊鹏，你妈叫你回去吃饭”。这个故事其实是互联网公司充当了背后的推动力，先制造了初步的传播效应，当更多的人关注时，就会出现信息爆炸的两极分化效应。极化效应可能是人为操纵的结果。在工业时代，只有报纸、广播等媒体才能传递信息。在高度数字化互联时代，很容易形成信息爆炸效应，为信息操纵提供了巨大空间。一般来说，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一个特征，如政治两极分化、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群体两极分化、分配两极分化、思想两极分化……

说到应对，中美两国对舆论的制度约束不同，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两国未来能否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是中美在数字治理领域竞争与合作的关键。

中国读书报：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时代，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科技也会抹平人们精神和性格上的差异，挤压人们的思维空间，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邱泽奇：确实，数字化发展有其负面影响，所以数字素养非常重要。时代变化太快，我们还不习惯，被信息包围，整天埋头在手机里，主观上是在寻找自己，客观上是在接受别人传播的混乱信息。技术赋予用户自由和自主权，但自由和自主权是有条件的。工业化时代，人们被赋予了一种“看不见的”自由，即只要大家看不到你，你就是自由的。与数字时代相比，你无时无刻不在被看到，个体几乎是透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是有自由的，也就是你必须遵守规则。只要你遵守规则，透明就等于自由。问题是谁来制定规则，制定什么样的规则。这是形成社会共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读书报：一些西方学者在描述数字时代的未来图景时，也指出了充满刺激和扩张欲望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对文化、道德和政治能力的威胁，而牺牲了反思性判断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邱泽奇：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反身性是一个基本特征。数字时代的反身建构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数字时代仍处于起步阶段。毕竟，仍然有一小半人口无法访问互联网。我们仍然看不到数字技术是否已经消除了人类的反射性，还是会为人类的反射性提供另一种。跳槽的机会。但总的来说，我比较乐观。原因在于，数字技术正在朝着每个个体更大自由度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度在增加。自由是反思性存在的先决条件，也许数字时代的反思性需要建立一个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新基础。各种痛苦和焦虑现在是人类反思新阶段的必要阶段。

2020年，北京大学将本着自愿原则，汇聚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数学学院组建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过去两年，该中心一直在做的，是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试图判断不同国家如何利用数字技术重构国际治理和市场结构。 “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路径，如何推进治理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新课题。学者的职责是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参考。目前，在张平文院士的带领下，我们正在其工作是在国际层面用生态视角判断和契合世界数字生态格局，为中国在世界数字生态中占据主导生态位提供公共政策建议。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数字平等，包括推动大数据在各省的应用，促进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应用和推广。”作为社会学领域为数不多的研究数字化的学者之一，邱泽奇所做的一切在当下都特别有意义和有价值。

数字化治理，如果系统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中国读书报：数字技术进入社会以来，面临着数字分化、数字融合、数字陷阱、数字鸿沟、数字平等、技术邪恶、隐私保护、平台垄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平台霸权、算法霸权等。去年，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一些问题。有解决此类挑战的方法吗？

邱泽奇：其实政府、市场、社会都在寻找解决办法，只是需要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写了一本名为《机构如何思考》的书来处理这个问题。人类文明只有依靠制度才能生存到今天。不过，《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一文对算法的理解稍有偏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最近，有杂志要我多写点东西。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好处或坏处，这是一个建立共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刀切有点武断和不负责任，因为它会激起社会情绪。人们很容易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视而不见，而损失的一面就像割肉一样，经济学上叫“厌恶损失”。

中国图书报：总的来说，目前存在哪些数字鸿沟？

邱泽奇：基本上有三个差距，每个差距都有不同的实现机制。第一个差距是接入差距，也就是能不能上网。这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数字鸿沟。目前，世界上 46% 的人口（主要在非洲）无法访问互联网。通过三大国有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努力，中国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数字化接入。中国手机信号最好，光纤到户接入率最高，4G和5G基站分布最广。在普惠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技能成为第二个差距，即接入网络后，人们会用吗？会用到什么？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个是间隙的使用，这个比较有区别。在可用且可以使用的前提下，如何使用呢？这是个人意志的选择。在这里，公共政策也遇到了问题。这也是我目前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和数字治理有关。以游戏为例。游戏是令人上瘾的娱乐活动。人怎么玩游戏不上瘾？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大约五六年前，腾讯搭建了一个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平台，将父母和孩子的账户捆绑在一起，让监护人在数字平台上承担责任，这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一种积​​极方式。弥合数字鸿沟并在年轻人成长过程中使他们受益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赋予数字残疾人权力则是另一回事。近两年，各大数字平台都在研究如何赋能老人。例如，微信推出了幼教模式和养老模式。

第三个数字鸿沟涉及数字治理。如何治理与制度息息相关。如果系统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完）（原标题：邱泽奇：中国正在加速迈入数字时代）（文章来源：读书报）